我们这些从事企业责任行业的人通常认为，“好”和“坏”的定义很容易定义。这个行业充满了二元假设和伪科学排名:达到这个指数的顶端，坚持那个准则，应用这个新标准。这就是职业的基础。
有很多好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环境界限被科学界定。人权在几乎普遍的国际共识存在的宣言和公约中有明确规定。发展使人们摆脱贫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
但这种确定的感觉让我感到不安。有些东西在我的内心烦扰——是我们的思维太懒惰了吗?
很多时候，“好”和“坏”是很难定义的。考虑每一种情况，在这些情况下，明智和负责任的人可能会对“正确”的行动方针做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 许多国家的人权记录很差，治理不善。企业不进入这些市场以保持清白是“正确的”，还是企业投资并与这些市场接触以改善人权保护是“正确的”?
- 娱乐业因在电影、电视和游戏中对酷刑和侵犯人权的描述而受到批评。描述酷刑的电影是在宣传酷刑还是在揭露酷刑?
- 政府有义务执行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但我们如何在不侵犯隐私权的情况下平衡监视活动?公司什么时候应该与执法机构合作?
- 3D物体的打印有潜力提供巨大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但是，公司应该做些什么来确保3D打印的软件和硬件不会被恶意的应用程序滥用呢?
- 我最喜欢的一个问题是:设计更复杂、更有可能击中目标的武器系统是否“正确”?
虽然我们总是可以参考国际标准和国际规范，但它们在如何实现这些标准和国际规范方面往往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的确，不同的伦理学思想流派会引导我们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关注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采取基于权利的方法的人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对一些人来说，意图比结果更重要，而对另一些人来说，结果比意图更重要。
当商业和道德发生冲突时
商业，正如词根“忙”所暗示的，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当商业和伦理发生冲突时，它就是应用伦理——在现实生活中，对与错、好与坏的伦理问题在实际的商业场景中得到检验。
正如上面的例子所表明的，公司经常发现自己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最负责任的选择应该是什么，存在不同的观点。
那么,什么应该一个负责任的公司在面对这种道德困境时该怎么办?
“传统的”企业责任方法是“回应利益相关者提出的关切”。但我觉得这有点像是逃避。公司通常比利益相关者更了解他们的产品、服务和技术，所以谁说利益相关者会提出最相关的道德问题呢?
与其等着别人提出担忧，公司应该积极主动，对可用的选择、潜在的决策和道德困境保持透明。
企业可以更加主动地就相关伦理问题展开思考，并引发辩论。这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白皮书、受知情专家委托撰写的意见文章，或者直接与利益相关者接触——但我的观点是，公司可以开始讨论并告知他们，而不仅仅是回应他们。
话虽如此，虽然企业可以引发辩论，但它们也需要明智地理解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并接受外部观点将为决策提供信息的想法。最终，仍然是整个社会，而不是单个公司，应该做出道德和伦理方面的决定。
例如，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正在进行的各种计划，如全球网络倡议和电信行业对话对于一家处理隐私和言论自由问题的公司来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正确”方式，这一广泛辩论对它产生了影响。
我写这个博客的原因之一是鼓励读者从排名、准则和标准中寻找答案，并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在盲目地追求那些经不起推敲的对与错的观念?我们是否把一种“好”视为理所当然，而不考虑其他的选择?我们的判断基于什么道德基础?我们对利害关系的了解是否足以做出价值判断?
在现实世界中，对与错的概念是微妙的，很难定义，并受制于不同的视角、世界观和解释。在做出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决定之前，我们都可以从剖析道德问题中获益。
